他们在四月份的时候大量的自发组建了护宪义勇军，谭延恺大概是被他们浩大声势吓坏了，经过省府的彻夜讨论，各方才达成了协议，将这些军队整编为正规军以便约束。但是，谭延凯的军队本就少，它可没有那么多的军官来进行这一次大扩编，因此只好用了原来的指挥人员并配大量提拔湖南籍黄埔生进入军官行列。但是即便如此，此次由群众自发，劳动党推动的武装护宪行动，也对湖南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这些工会和农会会员用铁犁把投向叛军的大量的大地主的加以逮捕，甚至是处决，他们的土地被强行分配，由于动员的需要，地主们控制的民兵武装不是被征入军队，就是被当作武装给消灭掉。据1924年的统计，湖南占有5亩以上土地的自耕农的比例大概是47，但是到了1927年，新的统计资料却显示该比例增长到了79，是南方各省中比例最高的，正如后世的经济史专家所言，此次护宪战争虽然不乏暴力、诬陷，但是却为湖南成为后世的粮仓开辟了道路。湖南在此次平乱战争中的动员程度要远远的高于广东，这大概跟湖南的敌我力量对比极为悬殊不无关系，在此情况下，任何势力只要他不想背叛军消灭，都不可能阻止群众的动员。相反，尽管他们心中或许不愿意，但是他们至少表面上仍然欢呼这种行为，因为群众某种程度上是为他们而战，如果抵抗胜利了，他们是最大的获益者，如果失败了，他们也不是最大的损失者。五月份是战局发生奇迹转变的一个月。在月初，督府军还基本基本防守，但是到了月底，不但军队已经大反攻，相反，由于上海的突发事件，英国人原本期待的大胜利却几乎变成了这个垂死的帝国势力在东方的灾难。上海一直是日本在中国投资、特别是轻工业投资的最大中心，这里有着日本人的大量纺织厂。随着工会势力在上海的逐渐壮大，很多企业被迫同意增加工人的工资，满足工人的基本生活要求。中资企业尤为积极，因为同盟企业的经营经验表明，提高工资并不必然减少企业的收益和竞争力，如果工资的上涨能够调动工人的积极性，那么工资上涨的负面影响就会被抵消，与此同时企业还能够获得稳定、忠诚的员工队伍。但是，很多外资企业，特别是竞争力不足的英日企业却顽固的抵制工人的要求，随着工联的成立，他们把斗争的矛头首先指向了日本的上海企业。月15日，就在广东立宪都督府调集五个师五万余人围攻广州、湖南政府军和叛军在长沙外围展开一场血战的时候，日资上海内外棉的管理人员开枪打死了劳动党员顾正红，打伤工人10多人。此次事件看似偶然，但是实际上却是双方互相长期敌视和对抗的产物月份的时候上海日商纱厂工人罢工迫使日本企业提高了工资。但是日方并没有屈服，不久以后，日企就借故部分停产，停发工资。于是双方只能采取进一步的对抗行动以分高下，5月14日，日商纱厂工人再次罢工日，上海内外棉七厂厂方宣布停工，工人顾正红带领工人冲进厂内，要求上工和照发工资。随即双方发生暴力冲突，导致顾正红死亡、10多名工人受伤的暴力事件。此后，即不见日方的道歉，更不见赔偿，日方的藐视中国人尊严的行为激起了国人的极大愤怒，也导致了内外棉工人的全面罢工。在劳动党和国民党的动员下，上海学生首起响应，从18日开始分别到南京路、新世界等闹市区募捐，援助顾正红家属及罢工工人。日，我向罢工工人以私人名义捐助2万元，并代表同盟官方严厉谴责了日本企业藐视中国人尊严的恶劣事件，要求中日双方政府合作调查事件的肇事者，查明真相，并且要求日资企业道歉、赔偿。在我的带头下，很多巨富们都开始捐款，上万块对于他们来说只是皮毛，但是对于斗争的人们却是很大的激励了。与此同时，同盟的舆论开始对日本发出警告，有些人建议同盟政府限制向日本的石油、粮食出口，迫使日本政府做出让步行动。对于此时还是很小事件的顾正红事件，上海租界当局做出了错误的判断，或许不是他们本国政府的本意，这些在上海作威作福惯了的领事、巡捕门一开始就很自然的站错了队日，募捐的当天，租界当局竟然以“扰乱社会治安”为名逮捕数人。我怀疑，这帮自命文明的人大概是受了什么好处。在次日的声明中，我对租界政府公正性表示了公开的怀疑，指责租界巡捕，这成了我要求中外联合调查的理由。日，我在督府约见美、日、英、法、德等各国驻沈阳总领事，再次向他们表达了我的意愿，我想他们发出警告，此次事件如果控制不好，很可能引发全国的抗议运动，那时恐怕各国的在华利益都会遭到损害。但是，他们当中，只有德国领事出于两国的友谊，公开发表了申明对我的建议表示支持，有颜惠卿在，自然我的建议也就是北京外交部的观点。美国领事对我的话将信将疑，但是，由于私人关系，当然也顾及了美国政府的形象，他对枪杀暴力事件表示了谴责，并表示对“扰乱治安事件”感到不解，建议中国和各国联合此次事件，还中国人一个公道。沈阳的领事们的声明很快的就被北京的各国公使们大致的重复了一便，圈内人都明白北京和沈阳外交界的不同寻常的关系日，当上海工人悼念顾正红时，再次发生了四名学生无辜被捕的事件，当然我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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