阔别八年，省城用眼花缭乱的繁华和嘈杂迎接他。林立的高楼大厦，五光十色的广告招牌，穿梭往来拼命嘶鸣的汽车，摩肩接踵熙熙攘攘的人群，与灰土尘埃一起弥漫空中震耳欲聋的流行歌曲置身于光怪陆离纷纷扰扰的街上，何天亮觉得自己像初次进城的老农不知所措，又像已在铁笼里驯化了的猴子突然被放回野生猴群之中，四周的一切都熟悉而又陌生，陈旧却又新鲜。车站距他家——如果那间跟他一样被冯美荣遗弃的小平房也能算是家的话，要乘坐5路车走六站。他不知道公共汽车是不是已经改线，也不想挤公共汽车，又舍不得花钱坐出租车，就迈开两腿步行，一边走一边观赏街上的行人景致来消磨踽踽独行的孤单寂寞。看惯了监狱里灰头土脸的犯人和表情木然的管教，街上的行人似乎是经过优化了的人种，一个个看上去格外美妙充满活力，尤其是女人们变化最大。刚刚入夏，女人们便迫不及待地换上了裙装，或袒肩露臂，或短裙裹臀，如今的女人就连走路的姿势跟过去的女人似乎也不是一个品种，一个个挺胸翘臀摇曳多姿，高跟鞋在水泥路面上敲击出一连串节奏鲜明清脆悦耳的鼓点。他一边走着，一边观赏着街景人物，五六站路不知不觉就走完了。何天亮的房子从理论上说是他父亲的。这幢破旧的小平房躲藏在众多高楼大厦的阴影里更显得猥琐渺小。过去，这里是工人新村，方圆数里铺排着数百幢砖柱土墙的干打垒小平房。房子与房子之间的空隙，住户们搭盖起无数间土屋、木舍、草棚以扩展生存空间。为了争夺领地，居民间不时为确定各自的势力范围而吵闹甚至武斗。各家势力范围外的空地上，堆积着散发出恶臭的垃圾。每到冬季，家家门前倾倒的便溺在曲折狭窄的通道上凝结成黄褐色的冰河。春暖花开，冰河消融，空气中便到处散发出刺鼻的粪臭尿臊。何天亮就伴随着这臭气臊味长大成人娶妻生子，直到走进监狱。如今这里也和城市的许多地段一样被开发出来，一座座高层的、多层的水泥建筑取代了过去的干打垒小平房，原住民们也大都乔迁新居，并且很快适应了关门闭户，电视音响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新生活。为了保住这间干打垒的小平房，父亲曾以流氓无产者的大无畏精神，视死如归地同香港房地产开发商跟人民政府结成的联合战线顽强拼搏三年之久，勇士般地踞守着这间丑陋的小土屋。最终，香港开发商已经赚足了钱，无心再跟这个大陆刁民纠缠，政府官员也不愿为与自己利益无干的事而上下班提心吊胆被一个退休老工人折腾，于是这幢小平房在高楼大厦的脚边奇迹般地保留下来。这一切都是三立来探监时告诉他的，父亲临终时留下来的房子钥匙和住房证也是三立转交给他的。父亲希望他从狱里出来后能有个栖身之地，有个能落户口的门牌号。父亲搬迁时分得的一套两居室已经被何天亮的继母跟她自己的儿女盘踞，父亲反而成了那套房子的寄宿者。父亲觉得对不起自己也对不起儿子何天亮，于是便有了他视死如归的平房保卫战。何天亮面对小区内的高楼大厦目瞪口呆，根据记忆中的大概位置和三立探监时的描述，在小区里东弯西转了好一阵，又朝几个居民模样的路人打听了几次，才找到了属于他的那幢小屋。房子的院墙已经剥蚀得露出了筋骨，骨缝里钻出蓬蓬勃勃的蒿草。这个小院墙是他和父亲用一块块土坯垒起来的，那时他正准备和冯美荣在这座小屋里结婚。跟其他人家一样，他也想利用院墙多占一块地皮搭个偏厦当厨房。院门是用铁皮焊成的，很结实，他还用赭红色的油漆刷了两遍，如今院门已经锈迹斑斑成了麻风病人的丑脸。门上挂着一把铁锁，他用三立给他的钥匙轮番捅了一遍也没能打开，不知是锁锈死了还是钥匙不对铆。他犹豫片刻，拾起石头砸了几下，锁连着钌铞儿一起掉在地上。他推开门走进院子，铺了水泥的地面已经龟裂，裂缝像一道道衰老的皱纹。屋门装的是暗锁，他试着用钥匙去捅，这一回很顺，头一把钥匙头一次扭动锁头就开了。进到屋里，何天亮不由大吃一惊。他跟冯美荣都是工人，收入不高，结婚不久又有了孩子，日子过得十分节俭，家里除了一张双人床、一个三屉桌、一个五斗橱和四把折叠椅之外，再没有任何多余的摆设。可是眼前的屋子里，原来的铁架钢丝双人床变成了双人席梦思，床上被褥齐全。三屉桌变成了一个光可鉴人的写字台，靠墙的位置还摆了一条三人沙发，沙发的前面是一个玻璃茶几，茶几对面是一个时下比较流行的矮柜，柜上面还有一台14英寸的彩色电视机。何天亮以为走错了人家，仔细想想又不可能，因为他清楚地知道，这一带除了父亲拼老命留下的这幢平房外，其他人家都已经拆迁到了新盖的楼房里，可是眼前这屋子又明明不是他记忆中的家。难道有人占了这套房子？或者在他入狱后冯美荣又对房子重新装饰过了？他仔细打量了一阵，墙壁显然重新粉刷过了，顶棚却仍然是原来的旧顶棚。他记得原来墙上挂着他和冯美荣的照片，还有一幅从地摊上买来的下山虎。买那幅下山虎的时候冯美荣还跟他发生了争执，冯美荣说虎落平阳被犬欺，这幅画的立意不好。他却喜欢画中老虎那栩栩如生的神态和威猛雄健的架势，坚持买了这幅画。如今墙上什么都没有了，连挂照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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