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任济南
光和七年（公元184年）冬，在官军和地方豪强的联合绞杀下，黄巾起义宣告失败，数十万百姓死于战乱。皇帝刘宏宣布改元中平，取意中原平定。不过，天下太平只是他一厢情愿之事。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朱儁、皇甫嵩、曹操等人所率的得胜之师刚刚回到洛阳，还没有缓过气来，凉州又爆发了新的叛乱。
由于凉州羌民屡屡作乱，朝廷与其之间的大小冲突时常爆发，断断续续已经打了二十多年。在“凉州三明”皇甫规、张奂、段颎主持西北军务的时代，为了避免羌人与其他少数民族势力之间的联合，进而从内部分化敌人，朝廷任命了许多羌族和杂胡首领为归义羌长；给予他们的部族以优待，让他们捍卫刘家的统治。
经过这些年的发展，那些投诚的部落慢慢迁移到了凉州的内部地区，生活习惯也逐渐汉化。但随着黄巾起义的爆发，他们亲眼目睹了汉朝廷的不得人心，桀骜不驯的野心和狂妄的血性再次被唤醒。
中平元年（即改元前光和七年）十一月，湟中义从的部落首领北宫伯玉、李文侯等竖旗造反。他们勾结了先零羌部落，大肆在凉州掠夺财物，并串通汉族军官边章、韩遂，以及悍匪宋建等人一起作乱，攻克凉州军事重镇金城，杀死了护羌校尉冷征、金城太守陈懿。
凉州刺史左昌虽然即时组织了武装，却力战不敌节节败退，叛军锋芒已直指三辅之地。
刘宏又受一惊，只得命刚刚还朝的左车骑将军皇甫嵩再次为将，率兵平定羌乱。并赦免了因兵败蒙罪的东中郎将董卓，命他将功折罪，再统部队作为皇甫嵩的副手，重返凉州战场御敌。
这一次，曹操可不愿意再主动请缨了。虽然他自幼喜好兵法，但上了沙场才真正明白战争的残酷性和破坏性。这一年他已经目睹了太多人丧命疆场、大多城池村镇化为废墟，经过西华、宛城两场刻骨铭心的肉搏，他所率领的三千骑活着回来的不足十分之一，血肉横飞的场面不断烦扰着他的梦境。更让他不能释怀的是镇压黄巾引发的深刻思考：百姓作乱虽惑于邪道但也是被苛政所逼，而官军则是为了捍卫江山社稷而战，两者从本心而言无所谓谁对谁错，那么致使数十万人丧命战争的根本原因又是什么呢？
曹操毕竟是读着《孝经》长大的，在潜意识里不愿意把矛头指向皇帝，也不敢那样考虑问题。
思来想去他得出了一个结论：朝廷的失德、官员的腐败才是导致悲剧的罪魁祸首。不解决这个问题，百姓的叛乱就不能遏止，还会有更多无辜的人死于战乱。有了这样一个认识，他决定接受朝廷的任命，到济南担任国相，并且赴任后的第一要务就是切实整顿官吏。
他虽冥思苦想却没有注意到，济南相这一职位其实是他父亲曹嵩早就物色好的。在曹嵩看来，领兵打仗毕竟是粗人的营生，瓦罐难免井口破，常在刀尖上混日子，难免有失手的时候。即便能始终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一旦天下太平，鸟尽弓藏又能有什么好的归宿呢？现在大儿子得胜归来，家乡的小儿子也安然无恙。军功有了，家业也未受损，这时候差不多该见好就收了。济南国处在青州，在黄巾叛乱时所受的破坏并不大，所以这济南相实在是一个不错的肥缺。若是儿子能八面玲珑处处稳妥，加之有平乱之功和自己的提携，年的光景便可以飞黄腾达超登列卿了。儿子既然是列卿，老子担任三公还不是顺理成章的事儿？
父子二人就是在这样貌合神离的状态下依依惜别。曹操登上他赴任济南整顿吏治的道路；曹嵩则继续游走宦官外戚之间，追求问鼎三公的机会。
曹操命秦宜禄提前半个月出发，先回谯县送信，然后到济南首县东平陵打前站。自己则与同僚友人盘桓了数日，又逐一拜谢了马日磾、朱儁、张温、崔烈等前辈，才离开洛阳。
这一路上曹操可谓感慨良多。当年他受命往河北担任顿丘县令，道上只有楼异等五名家丁相伴，经历了寒冬大雪、贼人剪径、荒郊迷路，最后到任时狼狈不堪，仅剩下楼异一人随在身边。如今又是一个隆冬，又是在东行的路上，所受的待遇却有天壤之别。
国相官俸二千石，职同太守，治下十余个县。这十多个县的官司诉讼、民生农桑、孝廉选举、税收供奉，乃至典兵守备的大权都付与其一人之手，这样重任实是封疆大吏，远非当初的小小县令可及。所以当他的皂色官车行走在驿道上的时候，无论什么人都要为他让路，凡到馆驿必由驿丞亲自接待，迎入最好的房舍居住，早预备下炭火把屋里烤得暖暖烘烘，所献餐食珍馐皆备，伺候的人无微不至。莫说自己，就连楼异他们的夜壶都有人抢着倒。
这都不算什么，还有一路之上所过之地，上到同级的太守，下到县令、县尉无不前来逢迎。好话说尽、笑脸赔够，还要相赠路费。说是路费，其实是金银财宝、绫罗绸缎、当地特产，样样都价值不菲。当然，这些官员不仅仅是向济南相尽同僚之义，也冲着曹操是平乱功臣炙手可热，更冲着他父亲曹嵩位列九卿颇受十常侍青睐。曹操揣着一肚子整顿吏治的心思，自然是不愿意收这些东西的。但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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