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仙姑愕然：“这是什么话儿说的？”
小江道：“人能装聋作哑，不能真的又聋又哑。害，我接着跟您说，那个蓝衣服的是哥哥，绿衣服的是弟弟，都说分家的时候不公平，对方占了便宜。祝大人就叫他们互相带着老婆孩子交换搬家……噗，他们都不愿意。祝大人要给他们重新分家了，原来并不是真的要他们搬家……”
小江慢慢给老两口译着方言，心中也渐有了想法：他并不是个冷酷的人，对那可怜人也多有回护。那卖珠人家的事，是我失了计较，不好代她揽事。
她的心里一阵的难过。仍然硬撑着，不肯就走了。
花姐在一边看了一阵，也从土场挪了出来寻老两口。
只有祝缨还在土场里，依次与这村里的人家交谈。断一些鸡毛蒜皮的案子，分家都算大案，其他多的是你家的鸡吃了我家的菜之类。
贵人眼里，这连件“事”都算不上，听着都算解闷的“闲谈”。但是于普通百姓，这就是天大的事情。种了一春天的菜本来能换一小罐盐的，现在被鸡糟蹋了，全家吃淡，能行？
祝缨在大理寺断案，重伤起步，凶恶的如谋逆、灭门都断过。现在却全是些村里的事儿，件件听起来都不霸气！村里的人呢，也讲谋逆当故事，却很关心鸡鸭怎么赔偿。
她很快摸着门，先让村中长者说意见，依据大家的反应，知道这村的习惯，再比照律法按自己的心意来断。
比如分家，谁来分也不可能完全平均，哪怕一贯钱，一家半贯，哥哥都能说自己的儿子是长孙，长孙犹子，得多分。弟弟则要讲，哥哥仗着年长，在他还不懂事的时候已多侵占了不少财产。
祝缨分的时候，偏偏反其道而行之就不照着“平分”来。她提供了几个方案供兄弟俩选择，如果多给哥哥一点，但是要讲明哥哥是多分了的，理由是他是长子，为原本的家出力更多，这一点由村中长者共同作证，所以多给一点。如果弟弟要赡养老母，则由弟弟多拿一分。并且言明，如果弟弟多拿了财产又不赡养母亲，她就要照国法来办这个逆子了。
完全地心服口服，那是不可能的！真要都讲道理兄友弟恭互相推让，那就吵不起来了。对于许多人，没占到便宜就算吃亏了，这种人永远不可能让他满足。又有一些人，受了许多的委屈，也不能硬叫他完全地放下。
普通乡民家，字都不识几个，也就不用提还有什么家产记账了。顶多是在县衙里的一个簿子，记着这一户一共有多少田。至于家里有几条被子这样的事谁也说不清，但他们争的就是这几条被子。
面上看得过去，也就差不多了，并不是为了说服这兄弟俩，而是要让别人看到她在管事儿。且管得也还算公平。
其余事件也多如此类。
县丞、主簿到刺史府领训，往来花了十来天，他们回县衙的这一天，正是祝缨结束了一轮巡视，回来换第二班下乡的日子。
县丞和主簿便得到了一个噩耗：新来的县令，他就是个王八蛋！不用粘毛就是个猴儿！满身都是心眼子！他会说咱们方言！他听得懂！
父老
县丞和主簿近来日子不太好过！
不管是谁，换了个顶头上司日子都不会太舒坦，尤其在前任上司是个撒手掌柜的情况下。他们背后说的都是心里话，隐形的上司才是个好上司，出现在他们面前又不能奋力为他们争个前程的上司，还不如没有！
这不，新上司来了，他们的麻烦也就来了！
朝廷制度，本地人不得在本地为官，两人都不是本县人，但都是本州之人，离家不算太遥远却也不太近。地理上的距离也正如他们的身份，不远不近，有点小尴尬。夹在刺史与县令中间，既有自己的小心思，又不得不顾忌这二人。
两人在驿站遇到祝缨的时候，隐约觉得祝缨有点不太一样，因为没有任何的证据并不敢对鲁刺史讲。没个痕迹就敢说出去，到时候鲁刺史兴兴头头地去找事儿，一旦不如意，他俩岂不是要被架在火上烤了？
他们两个在州城里被鲁刺史好一通盘问，问的都是祝缨在福禄县里的事情。
两人离开福禄县的时候，祝缨还什么事都没开始干呢。如果不捕风捉影地说驿站的事儿，两人纵使“据实以告”也只能告诉鲁刺史：“我们县令大人什么事都没干，就在衙门里安家。买了些家具，都是便宜货。吃的也与咱们不同，倒不挑剔。老封翁有二两烧酒就够了，老封君也不要什么山珍海味。”
再问，也就是“县令不通地方的方言，也不认识本地的士绅，整日里骑马携笛，漫游山野。”继续逼问，顶多再挤出一句“生活俭仆，老封翁与老封君也语言不通，镇日里平淡度日”。
当时的祝缨也不过问案子也不过问租赋，连他们预料中的“拜访三老五更”“抓权”都没有一丁点儿的迹象。“县令大人与县里乡人言语不通，并无法串连”。
两人没将自己对祝缨的些许猜测讲给鲁刺史听，因此倒挨了鲁刺史一通好骂：“要你们何用？”又暗示他们：祝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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